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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风骨—当代书法专业博士学术邀请展:杨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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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14 16:28: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学术主持:
苏金成博士(上海大学硕导)
叶康宁博士(常州大学副教授)
朱亮亮博士(民族美术执行主编)
策 展 人:诸明月(刘海粟美术馆策展部)
展览时间:2016年1月1日-8日
展览地点:江苏省常州市双桂坊刘海粟美术馆

邀 请 函
中国在线艺术网和刘海粟美术馆近期将强势推出“学院风骨”——当代书法专业博士学术邀请展暨书法教育与学术高层论坛!将于2016年1月1日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印制精美作品集,每位博士一篇学术文章(发表过的也可以,字数在五千至七千左右),两件书法作品。全面展示当代主流学术阵线的理论和创作成就,通过艺术家的理论文章、创作状态在微信新媒体平台推出。本次展览拟邀请一百位书法博士参展,涵盖国内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知名院校的书法家参与。

同时在线艺术网也可为参展艺术家于中国在线艺术网站上,创建个人微官网。及时显示艺术家本人创作状态。凡愿意参加本活动的书法博士(最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可以与策展人诸明月联系,各类学术研讨会、展览等活动详情请关注中国在线艺术网“书法名家”微信平台。现需要将您的艺术资料发到邮箱:2572458700@qq.com, 发完请致电:13801446998 徐顺才(中国在线艺术网);望国内学术与创作兼擅的书法博士艺术家鼎力支持,共襄盛举,共同参与并见证此次能写进当代书法史的盛大展览!

策展人:诸明月(刘海粟美术馆策展部)13685209898
学术主持:苏金成博士(上海大学硕导)、叶康宁博士(常州大学副教授)、朱亮亮博士(民族美术执行主编)

杨开飞

简介:
杨开飞,博士,宁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5年获得西南师范大学书法硕士学位,师从周永健、曹建先生;2014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师从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钟明善先生。现为中国文联所属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双重会员,兼任宁夏书法家协会理事,宁夏青年书协副主席。

书法作品2015年被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先生创办的“张海书法艺术馆”永久收藏,曾经多次参加全国各类书法展览并受到好评。所撰写的文艺评论、书法论文多次在全国获奖,主要奖项有2006年获得中宣部和中国文联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理论奖,2009年10月荣获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第八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论文二等奖(排名第一),2013年获宁夏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4年12月荣获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第十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论文最高奖。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核心12篇),出版著作两部,参与完成国家级艺术课题一项,主持完成省部级艺术课题三项。论文《文化自觉与当前文艺存在的问题》被2013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文摘》第四期转载。


01阮元书法品评标准
文/杨开飞
内容提要 清代学者阮元作为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其成就主要在经学,同时于史学、小学、金石学等方面亦多有建树。本文把阮元的碑派思想放在复兴古学的背景下,尽可能将其书学思想与经学研究联系起来进行论述。他首创碑派书法理论,确立书法品评标准:究心北派,复兴古法;遒劲妍妙,刚柔得宜。然而他对《瘗鹤铭》、蔡襄、赵孟頫、董其昌的品评有失偏颇。

关键词 阮元 北派 古法 遒劲 书法 品评标准

阮元是复兴“古学”、探索经学真义而卓有成就的清代学者。他说:“予谓《易》、《书》、《诗》,皆有古学。古学者何?商周之卿大夫,鲁邹之诸圣贤,秦汉之诸儒是也。”[1]他在思想和方法上直承戴震笃信好古,以古为是的衣钵。他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2]正是通过训诂和考据的手段使他的学术触角由经学深入到史学、文字学、金石学、书法等领域。他编撰了《经籍篡诂》、《十三经校勘记》、《积古斋钏鼎彝器款识》、《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本文试图在“复兴古学”的大背景下,对阮元的书法品评标准作一些探讨。

一、究心北派,复兴古法

作为碑派理论的创始人,阮元于1814年著成《南北书派论》。此文结尾有这样一段话道明他的写作意图:“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袆欤!”[3]

阮元对金石学的深入研究,坚定了他的“究心北派,复兴古法”的信念。他在《金石十事记》中自述了在金石考古方面为学术界做了十件大事:“余裒山左金石数千种,勒为《山左金石志》,事之一也。余裒入两浙金石千余种,勒为《两浙金石志》,事之二也。余积吉金拓本五百余种,勒为《积古斋钟鼎款识》,事之三也。扬州周散氏南宫大盘,东南重宝也。岁丁卯,鹾使者献于朝。余模铸二盘,极肖之,一藏府学,一藏文选楼,事之四也。天一阁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为二,一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一置扬州府学明伦堂,一置扬州府学明伦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扬州甘泉山,得西汉中殿第廿八二石于厉王冢,天下西汉石,止此与曲阜五凤石,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遣书佐至诸城琅邪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汉府门之卒,大石人二仆于野,为樵牧所残,余连车队运至曲阜矍相圃中并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金拓延熹华山庙碑,摹刻之,置于北湖祠塾,事之九也。余又摹刻秦泰山残篆、吴天发神谶二碑,同置北湖祠塾,事之十也”。[4]阮元遗大投艰,从事金石学研究的重要目标是为其经义研究寻找可靠证据另辟蹊径。金石学在清代滥觞于顾炎武所著的《金石文字记》。梁启超说:“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5]阮元同样以金石学服务于他的古学。他比一般的经学家更多地从金石学研究中发掘了书法的价值,提出自己的碑派理论,主张“究心北派”。而他笃信好古的情结促使他不但要复兴经学中的古学,而且要复兴书法中的汉魏古法。

阮元“究心北派”实质就是复兴古法。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讲到:“北派则是中原古法”。他复兴北派古法的目的有以下三点:1、让衰绝的古法重见天日,留传后世;2、希望改变南派长期主导书坛的局面,为沉闷的清代书坛送去北派书法的新风;3造就一批北派书法大家。阮元认为唐初的欧、褚皆出于北派,其后颜真卿,王行满、韩择木、徐浩、柳公权等“皆由沿习北派,始能自立”。一言以蔽之,古法是“究心北派,振拔流俗”的关键,也是造就书法大家的不二法门。

何谓古法呢?阮元在其书法品评当中多次谈到古法,我们对其含义逐一进行分析。

其一、古法为隶法。《南北书派论》云:“乃今所存褚迹,则隶体为多,间习南朝体书圣教序,即嫌飘逸,盖登善深知古法,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也。”这里的古法即是隶法。我们还可以从刘熙载的论述来认识褚遂良的古法,《艺概》云:“欧褚两家并出分隶,于遒逸二字各得所近。”由此更能说明褚登善深知的古法是隶法。阮元自己也说:“若欧褚则全从隶法而来”。他又云:“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祎欤!”从古法前边的词语“汉魏”可以得知,汉代的古法当然是隶法,而魏是沿袭了汉之隶法的。从“守欧褚之旧规”亦可推知阮元在这里要说明的古法是隶法。

其二、古法为八分书。《北碑南帖论》云:“李邕碑版名重一时,然所书《云麾》诸碑,虽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书书碑,终非古法。故开元间修《孔子庙》诸碑,为李邕撰文者,邕必请张庭珪以八分书书之,邕亦谓非隶不足以敬碑也。”这里的古法是八分书。《旧诏书本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廷珪素与李邕亲善,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请廷珪以八分书之,廷珪旣善楷隶,甚为时人所重。”[6]阮元在《摹刻天发神谶碑跋》中云:“其字体乃合篆隶而取方折之势,疑即八分书也。八分书起于隶字之后,而其笔法篆多于隶,是中郎所造,以存古法。”这里的古法也是八分书。

其三、古法是篆隶之法。《南北书派论》云:“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较,体似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这里的古法应该是篆隶之法。显然阮元认为郑道昭《山门》较之于《瘗鹤铭》,古法要多一些。那么郑道昭的书法其他人又是如何论述的呢?包慎伯在《艺舟双楫》云:“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这里包氏夸奖了郑道昭的书法独具特色,有篆分之法。康南海也多赞语:“神韵莫如郑道昭,盖西狭之遗。”[7]由此看来阮元这句话中的古法,确实是篆隶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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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说阮元所谓古法有上述三种解释,其实含义大体一致,关于隶法,刘熙载《艺概》中说:“凡隶书中皆暗包篆体。”[8]又云:“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纡余,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9]以此言观隶法,隶法本身就无法切断与篆书的脐带。它缘篆而生,又与篆共为一体。关于八分书,吾丘衍《学古编》云:“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10]八分书,不管怎么解释它,其本身所包含的篆隶之法是无容置疑的。阮元的古法,如果从表面看,似有一些差别,其实皆是篆隶之法。

关于《瘗鹤铭》,阮元的观点稍露微词,与清季同道的见解相左。王澍《虚舟题跋》说:“其书法虽已剥蚀,然肃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退谷所谓字体宽绰,具古隶,锋稜虽刓,精光莹者。”[11]虚舟所说的《瘗鹤铭》是有古法的。清代刘熙载《艺概》云:“《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与后魏郑道昭书合一契,此可与究心南北书者共参之。”[12]刘氏并不认为《瘗鹤铭》“妍态多而古法少”,他将此书推到值得“南北书者共参之”的崇高地位。其实作为儒学大家,碑学的创立者阮元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呢?他出此言多半是为他的南北书派论下注脚。因为此书传是陶宏景所作,既然是南派书法,按阮元所论,何来古法?而他要标举的是北朝书法,南朝人的书法又怎么会受到他的称赞呢?这里反映了他书论的局限和偏狭。他的“南北书派”是地理分割,并不是风格上的甄别。如果以地域臧否人物,难免成见和讹误。相比较康有为的认识更为公允一些。他认为北碑中亦有似南碑之逸韵者,南碑中亦有北碑之雄强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元对南派书法持鄙薄之意的理由大致有三。其一,南派书法是由北派繁衍而来,此乃“质文三变,淳醣一迁”[13]之谓也。他说“旧称(《宣和书谱》)王导初师钟、卫,携《宣示表》过江,此可见书派南迁之迹。”而“钟、卫二家,为南北所同托始。”盖北源南流,北重南轻。其二,南派书法“真伪淆杂,当时已称难辩”,陶隐居在《论书启》云:“羲之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有代书一人,世不能别,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与之相似。”[14]可见王羲之书法在王羲之年代就有大量赝品。加上宋以后辗转翻刻,南派书法还有多少原汁原味呢?其三,南派书法,“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而北派则是“中原古法”,“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贞观、永徽金石可考)犹有存者。”就此看,古法北派存而南派弃。阮元之轻视南派不言自明。

古法在清代不惟阮元论及,并时书家亦有讲述。与阮芸台相友善的钱泳在其《书学》中有这样一段话:“盖生民之初本无文字,文字一出,篆隶生焉,余以为自汉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隶,第为真行汩没,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试以四五岁童子,令之握管,则笔笔是史籀遗文,或似商周款识,或似两汉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则篆隶固未尝绝也”。[15]钱梅溪激赏阮元书分南北宗之见解,两人对古法持论不谋而合。当然,古法并非单作篆隶之法解,不同人的书论中“古法”之旨悬殊,即便是在同一人的著作中,古法之义也非一个界定。比如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讲的古法,或指悬臂作书之法,或指晋唐人的草书之法。这里提示人们准确把握古法内涵,切勿牝杜不辨,一概而论。

二、遒劲妍妙,刚柔得宜

“遒劲”为书家共许之书法评判标准,在古代的书法品评当中被人们所津津乐道。“遒劲”多指因笔力渗入的书法骨力。孙过庭在《书谱》云:“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16]由于骨力的作用才使书法艺术焕发出恒长的生命力,才使书法最直接、最准确、最生动地记录人们当下的精神状态成为可能;书法因此成为令人咀嚼不尽的艺术。李世民《论书》云:“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17]关于骨力,前人之述备矣;阮元在他的书法品评当中了不烦覼缕。

北派书法以骨力争胜,而南派书法因妍妙称能。阮元品评北派特点是“拘谨拙陋”,品评南派特点是“风流妍妙”,南派与北派的特征截然相反。“风流”通过形质揭示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这里应该当“风度,标格”讲。晋人皆以风度相高,[18]从《晋·王献之传》描述小王:“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19]的语言来看,书法与人是一体的。南派书法的风流正好是南派文人风度的真实写照,而北派书法的拘谨拙陋也正是“北朝族望质朴,不尚风流”的气质印证。风流与拘谨拙陋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两种不同的风度必然会在书法骨力方面自然地显示其差别。他品评北派书家的骨力时这样讲:“隋善书者为房彦谦,丁道护诸人,皆习北派书法,方严遒劲,不类世南。”北派的体态不敌南派,南派的骨力逊色北派。所以阮元不厌其烦标榜北派骨力,评欧阳修书法“劲挺”,禇遂良书法“遒劲”。

南北两派书法各有其优长。这一点刘熙载说得更为透彻:“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20]然而作为倡导“古学”的儒学大师阮元,他所标榜的北派是中原古法,这种古法的代表人物除了隋代房彦谦、丁道护外,在唐代他推举两位典型就是欧阳询和褚遂良。他说:“褚遂良虽起吴、越,其书法遒劲,乃本褚亮与欧阳询,同习隋派,实不出于二王。”欧褚既属北派,他们的书法也同样以遒劲的骨力见长。就欧褚而言,人所共知他们二人皆学习过王羲之的《兰亭序》,定武龙神二摹本就是明证。但他偏说欧褚“实不出于二王”,这个“实”字值得人们玩味,它多少反映了阮元作论的尴尬境况。其实一个书法大家作品的构成因素是多重的,他们往往是冶炼百家,铸成大器。绝对地划分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这也与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相抵牾。

他之所以这样区分,大概是想为自己的“南北书派论”找到更多的证据而已。这就使他的品评有时显得牵强附会,矫枉过正。他说:“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赵孟頫楷书摹拟李邕,明董其昌楷书托迹欧阳,盖端书正画之时,非此则笔力无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21]关于蔡襄、赵孟頫、董其昌三人的笔力,评他们“遒劲”者,屡见不鲜;然而说他们得“北法”,“入于北派”者,斗南惟阮文达一人而已。客观地说,这些人的书法不能说没有北派书法的某些营养,但受南派二王的影响也尤为显著。

宋代刘克庄云:“蔡公书法为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乐毅论》皆有临本,而千文尤为妙绝。岂非备众体而后能自成一家欤?”[22]最后这句话确实切中肯綮,舞中节拍。虞集云:“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23]赵孟頫是元代书坛复古的倡导者,其书越唐追晋自不待言,何止“入于北派”耶?董其昌自道:“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贴》、《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24]他很清楚的告诉人们自己的书学渊源了。硬要把他们划归北派或者南派都不合适,实际上我们在这三人的书法作品中更多地窥探到二王的影子,岂只以北法北派论?

这三人的书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遒劲与妍妙熔为一炉,阮元的书法品评标准也正是如此,这反映了“深于古儒家之学者”[25]中和的治学态度。他在《王右军兰亭诗序帖二跋》中声称欧褚所临搨的定武龙神《兰亭》诸本,“皆为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26]书法之美为何?曰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是也。偏执一端,执刚而刚暴,执柔而柔软,皆不能成书之美。欧褚所临拓的《兰亭序》之所以倍受青睐,正在于其恰到好处糅合了南北书风。而蔡襄、赵孟頫、董其昌三人垂名书史,无不以遒劲妍妙为上。《墨池编》云:“君谟真行草皆优入妙品,笃好博学,冠卓一时,少务刚劲有气势,晚归于淳淡婉美,然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27]蔡襄书作的刚柔之致,黄庭坚亦有说法:“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至于赵松雪更是将遒劲妍妙融为一体,倪瓒云:“子昂小楷结体妍丽,用笔遒劲,真无愧于隋唐间人。”[28]王世贞亦云:“承旨精八法,咄咄逼晋人。而所书四十二章经,尤遒媚萧散,有王会稽父子风。”[29]遒媚是骨力和姿态特点的揭櫫。骨在劲,姿在秀,书乃可观可赏。董其昌在这方面也不让前贤,李日华在评董其昌时说:“宗伯书法圆劲苍秀,兼有颜骨赵姿,而顾盼雄毅,加精采焉。”[30]综上所述,蔡、赵、董的书法均能体现阮元“北法为骨”、“南法为皮”,南北并举的美学思想。他的书法品评标准既看重遒劲,但并不排斥妍妙。

然而在阮元的书洁吕评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对北法北派多有褒奖,而对南派南法似有鄙夷。这与当时“书法变迁,流派混淆”的状况有关,许多人被南派书法遮掩,只知《阁帖》、《禊序》,对北派书法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由于南派书法长期笼罩书坛,终究由宋元明的繁盛而在清代逐渐披靡。阮元力推北派,意在唤起人们对北碑的重视,拯救“帖学日坏”的清代书坛。所以阮元在推崇北派的时候,反复强调的是“劲”,他对“劲”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两点:①方劲。阮芸台强调用“方笔”来表现北派的遒劲,他多次品评北派书法是“方严遒劲”、“方劲”、“方正劲挺”。他在《复程竹盦编修书》中说:“行书如颜氏争座位等石,皆是北派。幸未为后人尽改圆熟,流入妍妙一路。”“是以庙堂原石,颇有与化度原石相近之处,今二摹本全入圆熟,与阁帖枣木模棱者同矣。” [31]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他力求书之“方劲”是针对完全被篡改为“圆熟,流入妍妙”的南派而言的。正是南派笼罩下的“圆熟”、“妍妙”,使得碑学理论的倡导者阮元不遗余力地鼓吹“方劲”的北派笔法。②劲正。这里更多地从书品这个角度加以诠释。书法固然以劲为美,倘若劲而不正,则被项穆讥为“资近大家,学入傍流”。故阮芸台品评北派或“格法劲正”或“劲正遒秀”、或“端书正画”。所谓劲正者,天地这正气积于胸,发乎墨,肇乎笔,则其书法自然精力弥满,令人洞心骇目,叹为观止。书法艺术既然是心灵的艺术,精神的酿造,就不能不对书者及其作品提出“劲正”的要求。在古代书论中,人们对“正”多有阐发。明代项穆《书法雅言·心相》云:“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书正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即《诗》云‘思无邪’,《礼》云‘毋不敬’,书法大旨,一语括之矣。”[32]古人书论非常强调书品和人品的和谐统一。所以,“正”不仅是一种书格,也是一种人格的象征,更是一种心性修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正”都是书家和书法作品所心仪的目标。而把“劲”和“正”熔铸一炉,正是阮元所认定的书法品评的重要标准。

客观地说,阮元的书法品评标准确实以北碑作为主要参照。他特别推崇古(篆隶)法,这与他作为乾嘉学者推崇的凡古必好,凡汉皆是的学风相一致。赞赏遒劲的北派书法,但也不排斥南派书法的妍妙,主张刚柔得宜,妍健合度。在《北碑南帖论》中,他对南北书法的优点作了较为公允的评价:“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3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阮文达笃实温厚的学者品格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侯外庐说他“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34]此评于他是当之无愧的。

[参考文献]
[1][清]阮元《小沧浪笔谈》卷四
[2][清]阮元《揅经室集》丛书集成初编本一集自序 商务印书馆
[3][21][26][31][33][清]阮元《揅经室集》丛书成初编本三集卷一 商务印书馆
[4][清]阮元《揅经室集》丛书集成初编本三集卷三,商务印书馆
[5][清]梁启超《清代学述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
[6][7][22][23][27][28][29][30]马宗霍《书林藻鉴》,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年,第89、73、126、151、125、151、153、168页。
[8][9][10][12][20][清]刘熙载《历代书法论文选·艺概》,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84、686、684、695、697页。
[11]《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上)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年,第191页。
[13][16][唐]孙过庭《历代书法论文选·书谱》,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版,第124、130页。
[14][梁]陶宏景《历代书法论文选·论书启》,,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第71页。
[15][清]钱泳《历代书法论文选·书学》,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19页。
[17][唐]李世民《历代书法论文选·论书》,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18]尹旭《玄风独振与晋人尚韵》,人大复印资料《造型艺术》2001年第5期。
[19]《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彩图珍藏本]1999年,第4129页
[24][明]董其昌《历代书法论文选·画禅室随笔》,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44页。
[25][清]刘毓崧<通议堂文集>卷九<吴礼北竹西友图序>。
[32][明]项穆《书法雅言·心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4]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


02追忆三导师
——写在徐无闻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前
文/杨开飞
余于壬午之秋负笈南下游学,渝州嘉山胜水,沁人心脾;文物典籍,流连忘返。民国艺坛巨匠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诸大师接踵入蜀,独得天地自然造化,书画挺然而立。余步先贤后尘,有幸跨蜀入渝,得三导师教化,遂开人生新境。由小知及大知,虽朝菌而能知晦朔,若蟪蛄亦可知春秋。然余资禀驽钝,不可媲美前修。余谓三导师,徐公永年、荀公运昌、周公永健是也。三导师之道德学问,惠我独深,贶我独厚。余瓣香三师,若蚁封仰泰山,河伯拜海神,心有所感,不能尽述。昔日师恩,不胜拳拳。今略记数言,聊表寸心。


余私淑永年师,无面诵之机,有拜观之志。西南大学图书馆有永年师手迹,镌于碑石。宋人周必大云:“盖将对手泽而思永君子之泽,即心画而推广前人之心,济美象贤,宁有既耶?”永年师手迹散落西师,余见之恕不一一。睹迹明心,永年书法源于博学,才调款款流行,于诗、书、画、印无不精能,此技之小者也。先生于传统文化造诣尤高,得文字训诂之学,入古离今,经史子集,深入阃奥。此真学问者入于有道,实揽艺之大端也。先生之诗,自然得体,入韵合辙,意蕴含蓄。嘉轩师课间,常挂齿牙,余耳畔时时闻其诵读声:“夜中不能寐,起弄石与刀。篆刻虽小道,成赖积年劳。虚名误学子,炫世徒皮毛。游艺不徇俗,风格斯可高。峨峨丁钝老,千载仰清标。”徐君往矣,然其学不绝。西师后学云集,无不以先生为荣,追慕其风致。读其学术文章,考辩精详,真实不误,细致入微。余犹记其对褚遂良大字阴符经之考证,耐人寻味。图章鈐印一破真伪,用笔出入俱识生熟。一纸在前,法眼洞开。其说理非高声大论,然在细微处显本领,于曲折处见深沉,从平和处寓沉著,当委婉处更真诚。读先生文章,情理合一,学术无二。先生之文,心声也,足可想见其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先生正值盛年,学冠西南,名垂海内,溘然而逝,今逢八十诞辰,令人悲欣交集。假令天借以年,今日文坛艺苑,孰可与之争锋?

运昌师已逝三载,余犹不能忘怀。运昌师与余同里,受教于先生门下,余又一幸也。先生不论贵贱,贫富贤愚一接以诚,孔子所谓有教无类是也。先生于古诗词,厚积薄发。先生尚言:“书家例能文辞,不能则望而知其笔画之俗,特一书工而已。世之学书者,如未能诗,吾未见其能书也。”此明人吴宽之语,先生心契之,录以自勉。余忝列先生门墙,无不受其熏陶。余咏古诗,皆先生教也。六年前余拜先生门下学诗之情景历历如昨。先生之于古诗词,信手拈来,化为己有。先生博闻强记,八十高龄可背《长恨歌》、《书谱》,字词不爽,令人叹赏。凡《诗经》、五言、七言、唐诗宋词,若有学生问及,先生全诗脱口而出,余大折服,竭力学之不能仿佛万一。先生既述且作,屡有新构,示于学生,受益良多。今获先生旧作,新增怀念。先生《书赠友人》诗曰:“作客巴山六十秋,青衫人戴雪霜头。淡来名利甘身隐,送尽年光念首丘。”读先生诗,如见其人,平中寓奇,淡中有味,浅中有深,善于用典,贴切自然,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其人品情操光照天地,故土离别可堪回首?

先生有一赠言:“奉送同学七个字,读书练字写文章。”余铭记之,力行之。今特禀告,不负先生教我也。

永健师乃导师中年齿最小者也。然今已天人两隔,不禁掩泣。当代新儒学代表牟宗三先生云:“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也。”牟宗三之于著名哲学家熊十力有不忘之恩,熊师功莫大焉。余之有今日,舍永健师,孰可比拟。永健师于书法开方便法门,以艺证道。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方之于永健师未尝不可。先生心声正大,可以铭盘,心画遒劲,可以贯凖。先生出入儒道,于佛学研讨精勤,学以忘食废寝,进学之佳境反成年寿之逆境,先生强健之精神未能补身体之损伤。终因积劳成疾,仙逝时华年五十六,令人挥泪不绝。

先生于书法常出嘉言,今捧《书道三层境》以飨读者。先生曰:“书道三层境:修相、修艺、修道是也。修相者缘相得相,以形式表现为皈依;修艺者缘相寄意,以个性显豁为佳境;修道者缘相破相,发意净意,以心性修为根基,以真觉正慧为根本。此境分三者,因果互在,要之为一:非相无以载情意,非情意无以参真伪,非相无由悟生灭,非生灭无由证空相。盖道律之在,万物堪辨,理一分殊,岂独书然?!是故,小聪偏执,大慧不出,假我不破,真我难立,真我既立,则物我无隔,人艺一体,换骨上宾,书进乎道也!”

先生之教大矣哉!余伏案诵读,服膺先生之道。余闻而有知,知之必行,行之必强,不废先生之教也!余赞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敏慧,出口成章;先生书道,千古流芳;杏坛执教,功德无量!夜半三更,焞焞星光;念我渝州,师恩浩荡;翻山越岭,一路飞翔;不见先生,令我悲伤!

辛卯初冬于塞北谨识 杨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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