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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风骨—当代书法专业博士学术邀请展:宗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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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5 11: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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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风骨-当代书法专业博士学术邀请展暨高峰论坛于1月16日于刘海粟美术馆开幕。
主办单位:
南京艺术学院 · 江苏省书法创作研究中心
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
中央美术学院书画比较中心
承办单位:刘海粟美术馆
协办单位:
中国在线艺术网
常州市书法家协会

《书画世界》

国光1937科技文化创意园

特别支持:
中国书法家协会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

学术主持:
王冬龄教授
邱振中教授
徐利明教授
策 展 人:诸明月
学术观察:
苏金成(上海大学硕导)

叶康宁(常州大学副教授)

朱亮亮(民族美术主编)


邀 请 函
中国在线艺术网和刘海粟美术馆近期将强势推出“学院风骨”——当代书法专业博士学术邀请展暨书法教育与学术高层论坛!将于2016年1月16日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印制精美作品集,每位博士一篇学术文章(发表过的也可以,字数在五千至七千左右),两件书法作品。全面展示当代主流学术阵线的理论和创作成就,通过艺术家的理论文章、创作状态在微信新媒体平台推出。本次展览拟邀请一百位书法博士参展,涵盖国内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知名院校的书法家参与。

同时在线艺术网也可为参展艺术家于中国在线艺术网站上,创建个人微官网。及时显示艺术家本人创作状态。凡愿意参加本活动的书法博士(最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可以与策展人诸明月联系,各类学术研讨会、展览等活动详情请关注中国在线艺术网“书法名家”微信平台。现需要将您的艺术资料发到邮箱:2572458700@qq.com, 发完请致电:13801446998 徐顺才(中国在线艺术网);望国内学术与创作兼擅的书法博士艺术家鼎力支持,共襄盛举,共同参与并见证此次能写进当代书法史的盛大展览!

策展人:诸明月(刘海粟美术馆策展部)13685209898
学术主持:王冬龄教授、邱振中教授、徐利明教授
学术观察:苏金成博士(上海大学硕导)、叶康宁博士(常州大学副教授)、朱亮亮博士(民族美术执行主编)

宗成振

简介:
宗成振,1980年生,山东枣庄人。现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市高校青年拔尖人才,燕京青年学者培养对象,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997年至2001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书法本科,2001年至2007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师从欧阳中石教授和刘守安教授,攻读美术学(书法)硕士和博士学位。2007年毕业留校任教。

理论研究主攻碑帖学方向,讲授研究生“碑帖学”和“行书”、“隶书”等课程。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承担新闻出版总署重大项目《中华字库工程——古代行书草书的搜集与整理》,该项目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文化发展纲要。独立承担北京市教委科研项目《碑帖学的体系建构及其对书法研究的意义》。在《中国书法》、《美术观察》等权威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专著和参与编写的著作有《全彩中国书法艺术史》、《王羲之书派行书翰札导读》、《兰亭序》、中小学《书法》教材等。书写实践五体皆有涉猎,于行、隶用功尤勤。


01众说纷纭话帖祖
——对刻帖起源问题的探讨
文/宗成振
内容提要:刻帖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种现象,对宋以后的书法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刻帖的起源聚讼已久,《淳化阁帖》的“帖祖”身份因其有拓本流传至今也得到广泛认同。本文尝试通过对相关文献记载的梳理,厘清《淳化阁帖》“帖祖”的真实含义,并对文献记载的唐五代刻帖的存在可能性进行合理推断。

关键词:淳化阁帖刻帖起源

起源问题是刻帖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各家著录中观点不一。有这样几种观点,一是刻帖始于唐《弘文馆帖》,即世人所称的《十七帖》,二是南唐刻帖为刻帖之始,其中有主张《昇元帖》,有言《保大帖》,有言《澄清堂帖》,三是以北宋《淳化阁帖》为丛帖之始。

关于《十七帖》,唐张彥远《法书要录》记录了原帖的细节特征,“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煊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书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书迹及言语以类相从缀成卷。” [1]宋黄伯思记载宋时有两刻本存世,他在《跋十七帖后》云:“右王逸少十七帖,乃先唐石刻本,今世间有二:其一于卷尾有勅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独敕字本及此卷本乃先唐所刻,右军笔法具存,世殊艰得,诚可喜也。”[2]黄伯思所记尚未明言此“勅字本”[3]乃最早之刻帖。近代张伯英则清晰明了的提出《十七帖》为刻帖这始。他在《说帖》中有《弘文馆帖一卷》,下注“唐贞观时勅撰弘文馆本”,并解释说:“唐太宗敕谢无畏勒,褚遂良校晋王羲之法书一卷,即世所称十七帖也。”

唐代以前有碑无帖,以横石刻古人书名法帖者自此始。或言隋开皇兰亭在前,不足据也。此刻虽只右军一家之书,实为一切法帖之祖。论者每谓《昇元》、《保大》等刻为祖帖,乃远在此后,更有以南宋人所刻《澄清堂》为祖帖,非数典而忘耶?宜定其名曰《弘文馆帖》,正千余年来称名之误。[4]

以《保大帖》为刻帖之祖,始于宋代刘跂《暇日记》所载,“马传庆说,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题云:‘保大七年,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校对无差。’国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将书馆所有,增作十卷,为版本,而石本复以火断缺,人家时收得一二卷。”[5]而后,论保大为帖祖者皆据此出。

以《昇元帖》为刻帖之祖,源于南宋褚伯秀所记。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末,转引褚伯秀语并云:“‘江南李后主常诏徐铉,以所藏前代墨迹、古今法帖入石,名曰《昇元帖》’然则在淳化之前当为法帖之祖。”[6]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亦有此记载。

以《澄清堂帖》为刻帖之祖,乃从明代开始。明邢侗首先得到《澄清堂帖》残本,刻入《来禽馆法帖》,后来董其昌以所购五卷刻入《戏鸿堂帖》并转卖吴桢,吴又将其刻入《清鉴堂帖》中。邢侗未言明《澄清堂》的时代,董其昌在刻入《戏鸿堂帖》时跋云:“《澄清堂》宋人以为贺鉴手摹,南唐李氏所刻。余见五卷,皆大王书,出淳化帖之上,亦如贺八清真,下视王著,此间可容数等,真法帖之祖也。余探其尤异者为一卷,以殿戏鸿堂之末,亦欲使宋元以后右军再出耳。”[7]后又有重跋曰:“澄清堂,李后主所刻石,贺知章所摹……。宋太宗因之以刻淳化阁帖,又经王著摹,手颇痴肥多肉失贺监之意。”[8]自此有了南唐后主刻《澄清堂帖》为“法帖之袓”一说。

对《保大帖》有异议者以其只有文字记载而无帖本存世,所以奉为帖祖不妥。清程文荣《南村帖考》支持以《保大帖》为刻帖之祖,“其汇合各家字刻之,即今所谓类帖者,要必以南唐为最先,而诸家记南唐时帖有三,曰昇元、曰澄清、曰保大。按《昇元帖》宋人书不载,《澄清堂帖》至明嘉隆间始见,今并入伪帖考中。惟《保大帖》则见于刘跂《暇日记》。跂,徽宗时人,其言又凿凿可据,实为法帖之祖。”[9]林志钧也以南唐元宗保大年间刻帖为集刻众家书迹之最早:“或谓元宗并无刻帖事。然保大年间命王文炳摹刻法帖,其所刻是否即名《保大帖》虽未详,而刻帖则定有其事。此事刘跂所述綦详。跂为北宋徽宗时人,其时正法帖风行时代,而刘氏又精勤考古,观其为《泰山秦篆谱》,考证《史记》异同处甚多,其所记绝非响壁虚造,可以断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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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昇元帖》持疑义者,有三种情况。一是以《昇元》“宋人书不载”故不可信,如程文荣。前文已引述周密《云烟过眼录》中有记载褚伯秀言及《昇元帖》之语[11],而程文荣所言“宋人书不载”乃失察。二是以《昇元》、《保大》为一帖,此观点根源在于《辍耕录》所记载先叙述了李后主命徐铉刻帖,名为《昇元帖》,紧接着就说“偶读刘跂暇日记,亦载此事,云马传庆说,此帖本唐保大年摹勒上石”等语,致使后人以“此帖”为上文所言《昇元帖》。其实,引述马传庆所说之语自有其前后语境,非专门接续陶宗仪之言。《昇元》乃李后主命徐铉入石,《保大》帖乃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二帖非为一物甚明。三是以南唐后主所刻之帖不用自己年号却用其祖父(烈祖)年号命名来否定《昇元》所刻非真的。的确,纵观丛帖之刻,官刻多以帝王自己年号、堂号命名,私刻多以书斋号命名。初观后主刻帖用烈祖年号似有不合,但是可以辅证《昇元帖》可靠的因素有二:其一澄心堂纸为后主所造,王直方诗话云:“澄心堂纸,江南李后主所制。”[12]宋代陈师道考曰:“澄心堂,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为元宗书殿,误矣。”[13]后主主事以先帝名号命之,不无他例。其二,后主李煜在位自公元九百六十一年至九百七十五年。查《新五代史》:“以据汤悦所撰《江南录》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岁尽献淮南十四州,画江为界。’保大十五年,乃周显德四年也。案《五代旧史》及《世宗实录》,显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复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尽献淮南诸州,画江为界,当是保大十六年也。”[14]由此可知,保大十五年,南唐中主李璟为后周所败,当年(公元九五七年)曾两度改元为“中兴”、“交泰”,至后主李煜即位,已全用后周年号“显德”,未几年,又改用宋年号“建隆”。所以后主李煜不是不用自己年号命名所刻之帖,而是本身就无年号可用,所以采用烈祖“昇元”年号,其国将不存惟有怀念创立事业祖先的情境可以想见。

至于以南唐《澄清堂帖》为帖祖之论,已为诸家批判无疑。张伯英有诗:

道光墨本岂难求,倭贾矜张帖祖楼;
原刻便为南宋物,研山谬论用传留。

以澄清堂为南唐帖,误自顾研山,邢、董诸贤皆信之。日人得耆介春刻者,署《帖祖楼》,可笑如此。[15]

张伯英以帖中“慎”、“桓”等避讳字辨正其为南宋帖,其论有理有据。诗中所提到的“以澄清堂为南唐帖,误自顾研山”,乃是据邢侗《来禽馆集》中的记载:“澄清初不定何代本,取质娄江尚书,尚书以询顾廷尉研山,研山大骇,以为是南唐官拓的本,系贺监手摹,清润天授,品列升元上。往入吾囊中,今流在中原,愿属邢君善宝之。娄江公及廷尉两笺犹在,恨知微乃置澄清不揽采也。”[16]而顾从义在这个问题上判断的失误,影响了明末以后的许多书家,邢侗、董其昌、王澍、孙承泽等皆从其说。王肯堂在《郁冈斋笔尘》中把顾从义错误的根源指出来:“按《东观余论》云:‘世传《十七帖》别本,盖南唐后主李煜得唐贺知章临写本勒石澄心堂者,而本朝侍书王著又将勒石,势殊疏拙。’盖玄宰误以《十七帖》为此帖,又误以澄心堂为澄清堂也。”[17]翁方纲曾跋《澄清堂残帖》,指明“澄清堂”实际上是南宋书铺的名号:“盖南宋末年《淳化》、《大观》真本已亡,坊间书贾取官、私杂帖内右军有名之迹汇次上石,排辑卷数,貌为古刻耳。是‘澄清堂’者,直南宋卖书铺坊之名,非南唐所刻明矣。”[18]

此外,容庚记载“今人固始张玮藏有《澄清堂帖》卷十一,为《泰山刻石》,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黄州谢表》,章草《辰宿帖》、《黄庭经》,则南唐之说,不攻自破。”[19]既然帖中收录了宋人苏轼的作品,又怎么可能是刻于南唐的呢?启功先生在《兰亭的迷信应当破除》一文中也据此指出这都是“董其昌的欺人伎俩”。与此相关的实证存在于蒋文光在《宋拓〈澄清堂帖〉卷十一考略》一文中记述国家博物馆所藏《澄清堂帖》卷十一中。

将《淳化阁帖》尊为刻帖起源,称其为“祖帖”、“祖石刻”者代有人出,至今在书法的受众中仍有极大的影响。宋代主要的刻帖著述如《法帖谱系》、《石刻铺叙》等皆以《淳化阁帖》为首,所列帖谱更是将《淳化阁帖》放置在众帖之首,致使后来论帖者多以《阁帖》为刻帖之祖。《南村辍耕录》中《淳化祖石刻》一条,只将问题摆出,终究淳化为祖,还是南唐为祖,没有给出定论。其时所谓“淳化祖石刻”之说,可有两种认识:一可理解为《淳化阁帖》为石刻(即刻帖)之祖,二可理解为《淳化阁帖》所祖之帖。孙承泽就认为“淳化祖石刻”应当取前一种说法,他解释说“所谓‘祖石帖’者,帖几经翻刻而以原刻为祖石,非别有一帖在淳化之前而祖之也。陆友仁以李后主《昇元帖》为法帖之祖,马传庆陈简斋等各袭其说,至董玄宰又以为《澄清堂帖》是祖帖皆误也。宋太宗当平定之后,出内府之藏令王著等摹勒上石以传后世,岂有反祖亡国之帖而赐臣下乎?”[20]后一种解释,是以刘跂《暇日记》中所记为依托,《淳化阁帖》乃是宋太宗将下江南所得南唐刻帖增入内府所藏书迹镌刻而成。

支持此说的记载,自宋而下,时可见之。米芾《书史》中言“此帖刻在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八(按:当为“入”字,《全书》误)十卷中,较之不差毫发。”[21]明代李日华《六砚斋三笔》中云:“淳化帖,以南唐《建业文房帖》为祖而稍损益之,《建业帖》,李主重光所为,经韩宋二徐鉴定,非苟然者,淳化所益一二,由侍书王著裁入。”[22]清周行仁《淳化秘阁法帖源流考》中引《梦笔轩掌记》云:“《建业文房帖》,四卷,李后主命徐铉摹勒上石。宋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重摹是帖,杂以御府所藏历代真迹,共为法帖十卷,镂板禁中。故《建业帖》又名《淳化祖石帖》。”[23]这些都是文献证据,叙述事情的原委。明清交际之时的姚鼐以刻帖本身的细节特征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说明。姚鼐在《惜抱轩法帖题跋》中针对马传庆记载保大年间刻石被太宗访得增刻为十卷的说法进行了解释:

此说人多疑之,谓宋既刻一帖,当十卷一类,岂应以南唐石本杂之。吾今观此八卷,谓刘跂《暇日记》之言信也。《淳化帖》题“法帖第六”下云“王羲之书一”,“法帖第七”下云“王羲之书二”,独此卷上无“第八”字,下云“晋王羲之”而无“三”字,其为凑合之迹甚著。然则此卷乃是南唐所摹。二徐诸贤所鉴,非王著之比,故伪迹尠入。苏子瞻跋《潭帖》第八卷云“此逸少一卷尤妙,”盖亦不悟此卷原本南唐
之刻,故尤妙也。[24]

……

惟第八卷内,不杂入《十七帖》所有之书,故吾疑八卷为南唐所刻,当时必以十七帖独为卷矣。淳化时,当以其为旧刻,非见墨迹,故以殿右军书末。而不知所取之最善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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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所述第八卷之特征与今见泉州本《阁帖》相符,可知姚鼐当时所见亦是泉州本。但这并不妨碍对《淳化阁帖》卷八采自南唐遗帖的判断,张伯英在《阅帖杂咏》评论曰:

卷数独删二与八,为运旧石或增加;
予从姚沈得新获,颇忆江南十八家。

宋太宗以十八家法帖分置淳化二、八卷,不言所自,杂以它帖,意欲据为己有。泉帖毅然灭其卷数用示斧钺,其意不庸显言,久更无复知者。姚姬传以第八无卷数,引马传夏(按:当为庆字,印刷误)说谓用南唐旧刻。沈子培引《玉海》谓二卷疑全用十八家。既意存攘窃,无取用全卷之理。然姚沈创获之功不可没也。[26]

由此可知,《淳化阁帖》非为刻帖之始甚明,其所采纳借鉴之原本众家所记载也基本确实可信。《淳化阁帖》以其规模之巨、规格之高、影响之广,在刻帖历史中堪当极为重要之位置,但草创之功、“祖帖”之名还不当其戴。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淳化阁帖》是有现存拓本实物可证的最早的丛刻之帖,因为虽然上博购回之安思远藏阁帖到目前定位为北宋旧拓还有颇多争议,但是以《阁帖》各种拓本之多,记载之祥之确凿,其为宋代最早、到目前最有影响力刻帖的地位还是不容置疑的。

容庚将刻帖之始分门别类地论述,“其集刻一人之书者,则始于唐刻《十七帖》,”“集刻众人之书者,则始于南唐《保大帖》”,容庚的依据为黄伯思的《跋十七帖后》和刘跂《暇日记》。这种说法更加理性。

综观各家之言,我们基本可以这样认定: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任何复杂的事物也都是从简单事物发展而来。刻帖这样一个名词,既包含单刻帖,也包含丛刻帖,丛刻中又有集刻一家和集刻众家之分。所以我们谈论刻帖之始,不能笼而统之,否则大家的论述对象就不相同,结论自然难以达到一致。依常理而言,刻帖最初应当是单刻,隋朝刻《开皇兰亭》一说,目前无实证支持,但是《隋书·经籍志》中关于后汉七经石碑的“相承传拓之本”的记载以及题有“永徽四年八月卅日维谷府果毅见”的《温泉铭》拓本,足以让我们相信《十七帖》之前单一作品刻帖的存在。对于丛帖,则应以唐《十七帖》为始,因为无论所刻为一人之书还是多人之书,若非单刻一件,则应以丛字论之。若非要以集众书之刻论,则南唐《保大》为最早,虽今天见不到原帖,但如林志钧所考刘跂其人其书,所记当为可信。后人所谓《淳化阁帖》为“刻帖之始”、“丛帖之始”,此皆不妥。或者可称《淳化阁帖》为“祖帖”、“淳化祖石刻”,其含义则要申明,即此“祖”乃阁帖系统之祖,此“祖石刻”乃阁帖系统中众多翻刻帖或衍生帖所祖、所遵循之石刻。

论文注释:
[1]张彥远,《法书要录》卷十,第三一七页。范祥雍点校,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第一版。
[2]黄伯思,《宋本东观余论》卷下,第二四四页,中华书局,一九八八年第一版。
[3]周笃文先生曾依据敦煌卷子中发现的《瞻近》、《龙保》二帖的临本,断定“‘敕字本十七帖’是北宋间人所摹刻而托名唐代以广其传,“敦煌卷子中所摹和“淳化阁帖”中所收乃是依据唐代《十七帖》原本。这并不妨碍《十七帖》为唐代石刻法帖的认定。周文见《敦煌卷子中发现的王羲之二帖为古临本——兼谈勅字本十七帖》,《文物》一九八○年第三期,第四十七页。
[4]张伯英,《说帖》,《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二十八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六年二月第一版。
[5]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第七十三页,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二月第一版。
[6]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第一五六页,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版。
[7]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第三十二册,第四八七页,北京出版社。
[8]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明崇祯间(一六二八-一六四四)重刊本(别集总六卷)。
[9]程文荣,《南村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九十七册,第五二一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0]林志钧,《帖考》,第一册,第三页,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五月版。
[11]褚伯秀曾集注,《南华经》一百六卷,刻于度宗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奉旨入《道藏》。事见《宋季忠义录》卷一四。
[12]曾极,《金陵百咏》,《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13]陈师道,《后山集》,卷十九,《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14]《新五代史》,卷六十二,第七八○页,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15]张伯英,《阅帖杂咏》,《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一○七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六年二月,第一版。
[16]邢侗,《来禽馆集》,《六艺之一录》,卷一四四,《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
[17]王肯堂,《郁冈斋笔尘》,第四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一○七册,第七三四页,齐鲁书社,一九九五年九月第一版。
[18]翁方纲,《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第2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二年四月,第一版。
[19]容庚,《淳化秘阁法帖考》,《容庚文集》,第三二七页,中山大学出版社,二○○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20]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第七七三页,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
[21]米芾,《书史》,《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九七二页,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版。
[22]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四,《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
[23]周行仁,《淳化秘阁法帖源流考》,《丛书集成续编》,第九十七册,第四八八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24]姚鼐,《惜抱轩法帖题跋》,《丛书集成三编》,第一册,第五四三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25]姚鼐,《惜抱轩法帖题跋》,《丛书集成三编》,第一册,第五四四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26]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第八十五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六年二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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